从公司的意思到公司的行为
——浅析公司的法律行为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 丛硕

摘要：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中一种耳熟能详的组织形式，一种深入人心的法人形式，已经成为现代的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民事主体，频繁的公司行为，也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活动中绝不容忽视的行为。但是如何界定公司的法律行为，却成为一个虽司空见惯却未能予以正视与反思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公司表意行为的角度阐释公司的法律行为。
关键词：公司的意思 公司的行为
法律行为，是法律主体依据自己的意思，做出表示意思的、并必然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法律行为的核心内容，是法律主体的意思。
公司是企业法人，是法律主体，可以作出法人的法律行为。这一系列的概念，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常识，深入到现代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法律层面上，《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在实践层面上，在众多案件中，审查案件事实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确区分法人的表意行为，进而确定由谁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但是，公司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如何形成自己的意思，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加以表示，什么样的标志成为公司意思表示的符号。这将是本文力图讨论的问题。
一、公司意思的形成机制
公司要做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就必须产生自己的意思。但是，按照法人拟制说的观点，只有自然人是实在的，而法人则是无肉体无精神的观念上的存在，是法律的拟制物。因此，只存在自然人的意思而无法人的意思。而法人否认说更是从根本上否认法人人格的存在，否认公司的意思能力。现代公司的合同理论，将公司视为一系列自然人合意的结果，用合同理论解释公司的组织与意思能力。那么，公司的意思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我们将在这一部分中要集中考察的问题。
（一）公司设立，是通过股东表意的实质，体现公司意思的形式。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设立公司，是公司的行为还是股东的行为。依据《公司法》第六条的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但是，这一规定中没有规定申请设立的主体。《公司法》第七条规定，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从这一规定中，应当认为，只有在公司取得营业执照、成立之后，才应当有能力作出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公司设立的行为，是否是公司的民事法律行为呢？如果公司设立并不是公司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它又是谁的民事法律行为呢？
申请设立公司，依据现行的规章，需要首先进行企业名称核准登记。《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应当由全体出资人、合伙人、合作者（以下统称投资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向有名称核准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应当载明企业的名称（可以载明备选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投资人名称或者姓名、投资额和投资比例、授权委托意见（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姓名、权限和期限），并由全体投资人签名盖章。这里姑且不说该申请书内容的合理性，我们只强调，这份申请书是由全体出资人通过委托代理人提交的，是全体出资人的法律行为，但是这一行为需要确定的，却是法律效力将及于公司的名称。
在申请设立公司的实质性阶段，根据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2005年12月22日发布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的要求，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所要求的第一项法律文件，以下所需要的三份法律文件依次是：全体股东签署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股东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自然人以外的股东加盖公章）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本人签字）；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股东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自然人以外的股东加盖公章）；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股东在公司设立过程中虽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设立公司的登记申请书却不是由股东（股东会）签署的，而是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因此应当说，设立公司的行为，体现着公司的意思。同时，另一个方面，这份申请书及其它相应的申请用法律文件，却不是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人提交的，而是由股东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的，因此，申请设立公司的行为，实质是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由于《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是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这就需要依据法定程序产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由该法定代表人履行职责。按照《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的要求，申请设立公司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中，第七项文件是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程序，提交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其他相关材料。股东会决议由股东签署（股东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自然人以外的股东加盖公章），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第八项文件是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程序，提交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其他相关材料。股东会决议由股东签署（股东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自然人以外的股东加盖公章），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这一法律现象反映出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在公司成立之前，公司的重要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法定代表人已经依据公司章程产生，并已经进入运行状态，否则不会依法产生法定代表人。第二，公司重要机关的运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是得到法律认可的，否则法定代表人不应当签署《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1]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立的过程中，其表意行为与有责任公司有明显的区别。依据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公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的要求，除了需要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外，也同样需要《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并不是由发起人共同签署的，而是由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即全体董事签署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这是发起人意思的表示，因为，依据《公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第一百零九条第四款的规定[2]，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而不对发起人负责。
随之引发的问题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行为依据是什么？首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并不是一个民法意义上的法律主体，其委托行为在法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虽然对股东会负责，但并不能代表股东会，这与就意味着董事会的行为不能视为股东会的行为。剩下只能有一种解释，董事会是在代表公司做出行为，因为在与董事会相关的机构中，只有公司可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主体并可能做出行为。至于董事会与公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以至于董事会可以代表公司做出行为，则有不同的解释。按照英美法系一般认为，公司与董事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大陆法系则认为，公司与董事的关系是委任的关系。我国倾向于委任关系[3]。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承认，董事的权力来自于股东的授权，而其行使权力却是代表公司。
这一结论在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创立大会中，作出的决议事项只涉及到董事会人选，并通过公司章程授予董事会职权，而不会指示董事会指定一个代表人或委托一个代理人从事申请公司设立的事宜。这足以看出，股份公司董事会指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申请公司设立，是依据职权做出的行为，而不是受委托或代理做出的行为。
这样看来，申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虽然是在股东会的启动与授意下完成的，但是应当被明确为是公司的行为。
从上面的总结中，我们看到，在公司设立的过程中，表意行为是矛盾而复杂的。第一，公司设立并不是由一个主体的表意行为而一蹴而就的，而是融汇了股东表意和公司表意的形式。第二，在公司设立的不同阶段，有效表意的主体也是不同的。确定公司名称，只有股东的表意行为；而设立公司，却是由股东表意与公司表意共同配合完成的。第三，在公司设立的过程中，表意行为的法律属性是有矛盾的，股东的表意行为，由于股东已经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其作出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构成了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按照股东的真实意思，是预期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果归及于以后的公司，而不是及于股东自己。另一方面，以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交《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为象征的申请设立公司的行为，虽然代表着公司的行为，却由于公司没有成立、不具有法定主体资格，而无法成为一项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第四，不同种类的公司，在申请设立的过程中其表意主体也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些矛盾重重的法律现象：公司设立，应当作为公司的一项民事行为，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以使这一“设立申请”的行为具有象征意义，在名义上确定是公司的行为，在效果上，可以使设立的效果归及于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在未获取营业执照、未取得法人资格的时候，无法作出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因此，通过股东表意，以弥补公司成立前无法作出法律行为的缺陷，股东通过共同委托或指定代理人的方式，提交申请设立公司的法律文件，共同作出法律行为，以期形成可以产生能够归及于公司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
（二）公司存续期间，是股东会与董事会相互作用，形成公司意思。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7期上登载了一个案例[4]：中国进出口银行（简称“进出口银行”）与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光彩集团”）、四通集团公司（简称“四通集团”）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我们仅围绕本文将要论述的主题简要介绍其基本案情：进出口银行与四通集团签订《出口卖方信贷借款合同》，进出口银行向四通集团提供贷款，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代表四通集团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同日，进出口银行与光彩集团签订《保证合同》（盖有光彩集团公章），由光彩集团为四通集团在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一切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之后，借贷双方及保证人对《出口卖方信贷借款合同》进行了变更，形成《贷款重组协议》（光彩集团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光彩集团对《贷款重组协议》项下的四通集团借款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履行期间，借款人四通集团未按期履行合同约定，进出口银行向借款人四通集团主张清偿贷款，同时要求连带保证人光彩集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在这一案件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光彩集团为四通集团提供担保，是否是真实的、有效的意思表示。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以下背景原因。四通集团与光彩集团是有股权关系的。四通集团是光彩集团的股东之一。四通集团的董事长段永基是光彩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但不是董事长）。光彩集团董事会成员均由股东单位委派，董事长是卢志强。光彩集团公司章程规定：每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0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并通告会议议程、地点和时间；董事会会议须有2/3以上董事参加方能召开；董事会按出资比全行使表决权；董事因故不能参加，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董事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会决议须经持有2/3以上股权的董事表决通过方能生效。董事会每次会议决议和纪要，由到会董事签名确认。
光彩集团对以连带保证人的身份为四通集团《出口卖方信贷借款合同》提供债务担保一事，召开过董事会，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的有5名董事，包括光彩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另有一名股东代表也签了字。签字的董事及股东代理所代表的股东单位代表了光彩集团股东93.6%的股权。光彩集团为四通集团《贷款重组协议》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时，其董事会也作出过决议，上有两名董事签字，包括董事长卢志强。签字的董事代表了光彩集团股东91.2%的股权。
光彩集团认为，一、《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光彩集团通过形成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为股东四通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因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二、在无光彩集团股东会授权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无权决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提供担保。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召开的程序、组成人员等均不同，不能以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与公司董事人员的重合，推定董事会决议即股东会决议或者认为股东会对董事会有明确授权和追认。本案所涉为四通集团提供担保的董事会决议，因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召开程序，应认定为无效。三、进出口银行在明知四通集团公司为光彩集团股东，以及法律禁止公司为其股东担保的情况下，仍接受光彩集团提供的担保，对《保证合同》及《贷款重组协议》担保条款的无效存在过错，应依法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认为，修订前《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条规定是对公司董事、高管人员未经公司批准，擅自为公司股东及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禁止性规定。但该规定并非一概禁止公司为股东担保，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符合公司章程经过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批准，以公司名义进行关联担保，修订前公司法并未明确加以禁止。上述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大股东、控股股东操纵公司与自己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以维护资本确定原则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对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同意以公司资产为小股东进行担保当不属禁止和限制之列。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考量，在衡平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利益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光彩集团公司章程未规定公司不得为股东进行担保。该章程规定，董事会是该公司法人机关，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单位委派人员组成，董事会的表决程序采用资本多数决的形式。该公司董事会分别持有该公司93.6%和91.2%股权的董事同意为四通集团担保，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议加盖了董事会公章，在《保证合同》和《贷款重组协议》上加盖了光彩集团公章，光彩集团对上述公章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应当认定光彩集团签署上述《保证合同》及《贷款重组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占资本绝大多数股东的意志，该保证行为亦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关于光彩集团提出的该公司章程，董事会至少8名董事参加方能召开，而上述两次董事会决议只分别有5名和2名董事签字，故董事会会议召开无效，董事会决议亦无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分别有5名和2名董事签字，并不能证明只有5名或2名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光彩集团对两次董事会的召开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董事出席人数负有举证责任，但该公司始终未能提供两次董事会的纪要或原始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即使董事会决议有瑕疵，也属其公司内部行为，不能对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效力产生影响。故光彩集团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公司为其股东担保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反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光彩集团担保有效，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纵览案情，我认为在基础层面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讨论[5]：
第一，光彩集团董事会是否有权利对为他人的巨额债务提供连带保证的事宜作出决议。这一问题的实质内容是，在公司存续期间，公司的意思产生于股东会还是董事会。
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是不同的。按照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股东会有十一项职权。按照这些公司股东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分类，实质上包括三类，一是公司组织决定权，二是公司资产决策权，三是选择管理者、监督管理者的权利 [6]。属于股东会职权的内容，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只有制定方案的职权，而没有决定的职权。董事会有权独立决定的事项，依据公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只有三项，即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其余的事项，则由董事会依据股东会的决定展开执行。从公司法的内容来看，董事会的职权似乎更注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本案中，为债务人提供巨额担保，是涉及到公司资产安全的重大事项，由股东会作出决议似乎更为妥当。
应该会有一种反驳观点，认为提供担保可以视为一种经营行为，董事会有权作出决议。我想这种观点还是有些不妥。光彩集团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否属于经营行为，我认为应当以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准。另外，按照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划，董事会所谓的经营权应当是限于由股东会批准的投资方案的范围内以及财务预算方案的范围内，而以公司资产提供担保，则属于增加资产风险的超范围内容，不应当由董事会决定。
因此，我认为公司存续期间，公司的意思是股东会与董事会依据各自职权相互配合的结果。但是这只是结论的一部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实践分析，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的事项，仍必须由董事会负责执行，而董事会对于股东会的决议，还需要以董事会决议的形成执行方案以具体操作。因此，虽然在重大事项上，董事会受到股东会实质性约束，但是从形式上讲，董事会是公司意思形成的最终机关。
第二，如果光彩集团董事会参会人数不足8名董事，该董事会决议是否还能有效。对于这一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而没有确定的结论，但我认为不会有太多的争论，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该董事会决议将因为违反公司章程而归于无效，那么光彩集团的对外担保行为则缺乏有效意思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公司的有效意思是基于董事会按照程序召开、依法表决而形成的。
第三，法律在公司意思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公司法及其它法律、法规决定着公司意思的有效性。
我们注意到，在上述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首先对修订前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进行了解释。而且，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条款的解释做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从立法本意入手，分析其适用条件，最终又进行了价值考量。这说明，公司法的规定，乃至其它法律的规定，直接约束公司意思的形成。从法律的作用角度来进行分析，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法律引导公司意思的形成。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作为社会主体的行为准则，势必引导公司——这种一般性社会主体——形成合法的意思，并最终通过意思表示的方式表现出来，形成有效的法律行为。第二，法律作为评价准则，对公司已经形成的意思进行评价与判断，以衡量其合法性。第三，法律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准则，对公司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意思表示进行制裁，宣告其无效，并强制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即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法律对公司形成意思的这一作用是外部作用，是公司已经形成的意思与法律规定相互对比的结果，是适用法律的结果。事实不仅如此，以下我们将会看出，法律对形成公司意思的作用还同时体现在内部作用上。
其次，法律约束着公司意思的形成过程。
按照法人拟制说所主张的，公司是法律的拟制物。其结论是，如果没有法律的预先设定，公司无法产生，也不会存在公司的意思。法人实在说与法人拟制说不同，它认为法人团体是一种拥有意思和欲望，能够通过由个人组成的机关自主从事行为的活的组织体。法人团体的人格是独立的，是与个人不同的法律人格，它们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都是法律抽象和拟制的结果[7]。我们先不讨论两者分歧的部分孰是孰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通过法律的确认，公司的意思始具有法律地位，独立于个人的意思，是法律创造了公司的意思。
当然，这仅仅是法律概念上的公司意思。事实上，通过法律的界定，公司的意思具有独特的产生过程，与其它民事主体的意思具有明显的、实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于：第一，产生公司意思，需要有严格的程序限定。公司法对公司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签字确认程序均做了明确的规定，并在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二，法律规定了能够体现公司意思的、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表现形式。股东会形成的决定或决议，董事会形成的决定，都被认为是公司意思的象征性体现。而公司意思更明显、更确定的象征性体现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与公司的公章。按照《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些规定均说明法定代表人所代表的就是法人本身。而这种象征性与代表性的意义，恰恰是区分公司意思与其它民事主体意思的标志。
第四，公司章程在公司意思形成过程中，具有准法律的作用。
对于公司章程的性质，法学界的观点不一。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采纳了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说——自治法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为规范公司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而订立的书面法律文件，是公司股东为了经营和管理公司而给自己制定的法律。另外还有契约说和公司章程宪章说。
在这里，我的观点是，公司章程是促使公司意思形成的准法律。
说公司章程促使公司意思形成，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公司章程是组建公司组织的基础前提，也是组建公司的标志。虽然按照现行的《公司法》，公司是自取得企业营照之日起成立，具有法人资格，但我认为，公司的意思却是自公司章程产生后即形成的。按照公司章程，公司的基本情况会得到确定，公司会产生机关，通过公司机关的工作，会产生法定代表人，并代表公司提出设立公司登记申请书申请设立。第二，公司经营期间，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约束，通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与形式，使个人意思与行为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产生有效的公司意思。
我们再来讨论公司章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在上述案例中，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重要观点，修订前《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并非一概禁止公司为股东担保，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符合公司章程经过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批准，以公司名义进行关联担保，修订前公司法并未明确加以禁止；光彩集团公司章程未规定公司不得为股东进行担保；因此光彩集团提供担保的意思真实有效。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公司章程可以禁止；如果公司章程予以禁止，则公司亦不可为之。《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可以记载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由股东制订。这也就说明了公司章程与法律之间的第一层关系，公司章程可以对法律规定进行补充。
然而，这样解释公司章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足的。《公司法》在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可以记载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的时候，实质已经通过准用性规范赋予了这些“其他事项”的法律效力。所谓法律效力，依据《公司法》的规定，首先是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8]。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说，公司章程是法律的组成的部分。
但是毫无疑问，公司章程毕竟不是法律。姑且不说公司章程的产生程序、制定主体、效力范围与法律具有明显的区别，单说效力程度，与法律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公司章程是通过法律准用而具有法律效力的；其对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力是直接的，这种约束力不体现为违约责任，而是体现为侵权责任[9]。而对于社会主体的效力是通过规范的指引作用间接发生的，是通过对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而发生的。以上述案例作为说明，如果光彩集团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担保合同因光彩集团董事会决议无效而导致无效[10]，那么中国进出口银行会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但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承担这一法律后果的原因不是其没有遵守光彩集团的公司章程,而是其与不适当的行为人签订了担保合同。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促进条例


　　（2006年12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12年3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五）》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农牧业机械化发展，建设现代农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牧业机械化，是指运用先进适用的农牧业机械装备农牧业，改善农牧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

　　本条例所称农牧业机械，是指用于农牧业生产及其产品初加工等相关活动的机械、设备。

　　第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农牧业机械化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引导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自主选用先进适用的农牧业机械，加快农牧业机械装备更新，促进农牧业机械技术不断进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开发农牧业机械化信息、服务资源，培养农牧业机械化管理和技术人才，加强农牧业机械化队伍建设。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推进农牧业机械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财政支持和实施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金融扶持等措施，逐步提高对农牧业机械化的资金投入，建立促进机制，按照政府支持、市场引导、保障安全、保护环境、因地制宜、经济有效的原则，促进农牧业机械化发展。

　　第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牧业机械化促进工作。

　　旗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和扶持苏木乡镇建立农牧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做好农牧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和服务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发展改革、财政、科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相互配合，依法做好农牧业机械化促进工作。



第二章科研推广与培训



　　第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农牧业机械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农牧业机械生产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研究开发和引进先进适用的农牧业机械和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第九条农牧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为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无偿提供公益性农牧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培训等服务，推广在本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的农牧业机械新技术、新机具。推广农牧业机械新技术、新机具，应当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进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其指定的农牧业机械产品。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会同本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根据促进农牧业结构调整、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推广农牧业新技术与加快农机具更新的原则，确定、公布自治区人民政府支持推广的农牧业机械产品目录，并定期调整。

　　列入前款目录的产品，应当由农牧业机械生产者自愿提出申请，并通过农牧业机械鉴定机构的推广鉴定。

　　第十一条　农牧业机械化技术培训机构应当根据农牧业机械化发展需要，开展农牧业机械化职业教育，为农牧业机械使用、维修、营销、管理等人员提供技术培训。

　　第十二条　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其培训活动相适应的场地、设备、人员等条件，并取得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颁发的驾驶培训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学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驾驶技能的培训，保证培训质量。

　　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农牧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不得举办和参与举办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



第三章质量保障



　　第十三条　农牧业机械生产、维修、作业等应当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由自治区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

　　对涉及人身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农牧业机械产品，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有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技术规范。

　　第十四条　从事农牧业机械维修的，应当具备与其业务等级相应的仪器、设备，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并取得由旗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核发的农牧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

　　第十五条　农牧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可以委托农牧业机械产品检测鉴定机构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的质量、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等做出技术评价，为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选购农牧业机械提供信息参考。

　　第十六条　农牧业机械化、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农牧业机械维修质量、作业质量和产品质量及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设置监督信箱，公布监督电话，受理举报或者投诉。

　　第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政府支持推广的农牧业机械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质量跟踪调查，并公布结果。

　　第十八条　销售农牧业机械及其零配件，应当具备与其所销售产品相应的设施、设备等条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第四章社会化服务



　　第十九条　农牧民、农牧业机械作业服务组织和农牧业机械所有者可以按照自愿协商的原则，开展农牧业机械作业有偿服务。

　　开展农牧业机械作业有偿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规定和质量标准，并签订作业服务合同。

　　第二十条 鼓励农牧民个人或者有关中介组织依法开展农牧业机械作业中介服务。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农牧业机械生产

　　者、经营者、维修者依法成立行业协会，实行行业自律，为会员提供服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牧业机械化信息网络，完善信息收集发布制度，为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免费提供信息服务。

　　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与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农牧业机械作业服务纠纷的调解。



第五章扶持措施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支持农牧业机械化科研开发专项资金，引导农牧业机械化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研究开发先进适用农机具和关键性农牧业机械技术。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农牧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经费要给予保证并纳入财政预算，支持

　　农牧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培训、试验、示范，建立示范基地并配备试验示范样机。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农牧业机械化科研技术机构以成果转化形式兴办的经济实体，以及农牧民个人、农村牧区经济组织从事农牧业机械化作业服务，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政策优惠。

　　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用农牧业机械从事农牧业生产作业使用燃油的，享受国家规定的燃油补贴。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列入国家或者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的农牧业机械给予补贴。

　　鼓励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旗县级人民政府对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列入国家或者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的农牧业机械给予补贴。

　　享受补贴购买的农牧业机械，两年内转让或者出售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收回其补贴，上缴财政。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农牧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建设、基地建设、综合性服务市场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引导农牧业机械化服务向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第二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拥有农牧业机械的农牧民和农牧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建立农牧业机械互助合作组织，完善救助机制，降低经营风险。

　　第三十条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村牧区机耕道路等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为农牧业机械作业提供保障。

　　第三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保障农牧业机械跨区域作业服务的正常进行。

　　第三十二条　进行跨区域作业服务的农牧业机械及其运输车辆、指挥服务车辆，凭农牧业、交通、公安部门核发的证件，免交过路过桥费。

　　第三十三条　从事农牧业生产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自走式农牧业机械，免征养路费。



第六章安全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所属农机监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牧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苏木乡镇农牧业机械化管理服务机构、嘎查村民委员会协助农机监理机构做好农牧业机械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第三十五条　农机监理机构执法人员应当经过业务和法律知识培训，取得相关行政执法证件；执行职务时，应当佩戴标志，持证上岗。

　　第三十六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国家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走式农牧业机械实行登记管理。

　　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应当经农机监理机构登记并领取牌证后，方可使用；未领取牌证，需要临时行驶、使用的，应当申领临时牌证。

　　未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动力机械由旗县级农机监理机构对其安全使用和安全运行技术状态进行指导、检查、监督。

　　第三十七条　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达到国家规定的报废标准的，由农机监理机构注销其牌证。

　　第三十八条　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未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禁止使用。

　　第三十九条　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应当悬挂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

　　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反光牌号，字样保持清晰。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改变已经登记的农牧业机械的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机车识别代号；

　　(二)擅自改变已经登记的农牧业机械的结构、构造、传动比或者特征；

　　(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农牧业机械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

　　(四)使用其他农牧业机械的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

　　(五)使用过期、失效的农牧业机械牌证。

　　第四十一条　驾驶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驾驶人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身体条件，经过农机监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相应准驾机型的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暂扣，或者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的，不得继续驾驶。

　　农牧业机械驾驶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审验。

　　第四十二条　驾驶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行驶证、驾驶证；

　　(二)不得将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转交不具备相应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

　　(三)不得驾驶与其驾驶证核准准驾机型不符的农牧业机械；

　　(四)不得驾驶安全设备不全或者机件失灵的农牧业机械；

　　(五)不得酒后驾驶农牧业机械；

　　(六)不得违章载人。

　　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农牧业机械驾驶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农牧业机械安全操作技术规程驾驶农牧业机械。

　　第四十三条　农牧业机械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驾驶证等牌证照，由自治区农机监理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式样统一监制。

　　第四十四条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对农牧业机械的操作和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开展农牧业机械作业安全检查，纠正违法行为。

　　第四十五条　农牧业机械在作业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应当立即停机。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抢救伤者。

　　农牧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农牧业机械驾驶培训许可资格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培训业务。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农牧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从事农牧业机械维修活动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未悬挂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农机监理机构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拒不提供或者补办的，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农牧业机械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的，或者酒后驾驶农牧业机械的，由农机监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未取得农牧业机械驾驶证、农牧业机械驾驶证被吊销、暂扣或者超过有效期驾驶农牧业机械的，或者将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转交不具备相应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的，由农机监理机构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和有关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牧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对其生产、销售的农牧业机械产品进行鉴定的；

　　(二)推广不符合规定的农牧业机械及其新技术的；

　　(三)强迫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其指定的农牧业机械产品的；

　　(四)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的；

　　(五)截留、挪用有关财政补贴资金的；

　　(六)为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农牧业机械发放牌证照的；

　　(七)为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驾驶证的；

　　(八)擅自使用依法扣留的农牧业机械的；

　　(九)违反规定处理农牧业机械事故的；

　　(十)故意刁难，拖延办理牌证照的；

　　(十一)未取得相应的行政执法证件从事农牧业机械化执法活动的；

　　(十二)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