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咸政办发[2006]24号




关于印发《咸宁市地方国有企业改制专项借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温泉开发区管委会：
　　《咸宁市地方国有企业改制专项借款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七日　


咸宁市地方国有企业改制专项借款管理办法

　　根据《湖北省利用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贷款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按照鄂国资改组[2005]323号《关于申报地方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专款借款的通知》要求，市政府指定咸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国资公司）作为市级融资平台，统一办理咸宁市企业改制专项借款，为规范运作市级综合融资平台利用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贷款项目和资金，做好“借、用、还”与“责、权、利”相统一的管理工作，积极防范借款风险，特制定以下管理办法：
　　一、市政府指定市国资公司建立资金专户，专班管理，专户资金使用审批由分管市长、常务副市长和市长签字。
　　二、所有改制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收益全部进入专户管理，以便保证政府垫付的职工安置费到期归还和周转使用。
　　三、建立国有资产收益管理具体办法，实行规范管理：
　　1、贷款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职工安置费。办理程序为：由改制企业提出申请，经市改革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市政府分管市长审批，并由改制工作组（或清算组）和主管部门与市国资公司签定借款合同，办理借款手续。
　　2、每个企业资产变现收益进入专户后，先按合同扣除政府垫付的职工安置费（含本息。利息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再按企业改制方案确定的其它改制成本进行预算管理。先按90%比例拨付改制费用，预留10%处理遗留问题和收尾工作。
　　3、改制企业如果发生原改制方案未列入的开支项目或超出项目预算的，由工作组或清算组另行打专题报告报市改革领导小组审核后呈分管市长、常务副市长和市长审批，在企业资产出售收入中解决或在专户资金中统筹调剂，并由改制工作组或清算组与市国资公司签定借款合同，办理借款手续。
　　4、两年贷款期到，归还贷款后，若企业改制已全部完成，账上结余资金作为国有资产收益，由市政府直接管理，资金调拨和使用必须经分管市长、常务副市长和市长审批。
　　四、企业改制专项借款工作经费来源和使用由市政府审批。



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吴旭萍


前不久，笔者接触了一起案件。
一天夜里，某村几个男青年酒后窜入邻村一家杂货店。当时已是深夜，店主已关门休息，这几个青年将店主用电线捆绑后，又踢又打，并抢走店中钱物。他们走后，店主挣脱捆绑，向村长报告了这件事。当时，店主与这几个青年互不相识。村长经过调查，确定此事系邻村几个青年所为，于是他们通过某村的村长，与这几个青年的家长达成协议，由家长们拿钱赔偿店主的损失，私下了结这件事。后来，这几个青年又因聚众斗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案告发。
目前，在我国民间，私了现象十分普遍。一般老百姓有了纠纷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笔者曾在公共汽车站向一些过往旅客提出“假如你与他人发生纠纷，你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回答几乎都是“当然是自行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找居委会或派出所”；而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事案件以私了方式解决的，达到了30％，而民事、经济案件的私了率则更高。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规定是指民事诉讼法律规定，是专门对民事纠纷而言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除少数自诉案件外），则不能以“私了”方式解决。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损害的是国家、社会、集体和人民的利益，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必须依法论处。任何人都不得以各种方式、理由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是，为什么在我国，形形色色的“私了”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呢？我想，这个现象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千百年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我国有许多古话，比如“民不举，官不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家丑不可外扬”等等。这些无一不在反映着大多数人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一些矛盾与磨擦是在所难免的。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也是极为正常的。但是这种方法有时却被用在帮助触犯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不可不说是一种遗憾。纵观“私了”事件的类型，我们不难发现，最常见的一类是涉及隐私方面，如男女关系方面的隐私的“私了”。受害者怕扩大影响，造成下半生的困扰，只能忍气吞声，犯罪者借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另一类却是受害者的权益受到侵犯后，不向司法机关求助，反而用一些非常的手段，私下了结，有时甚至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罪行。笔者接触过几例故意伤害罪、投毒罪的犯罪分子就是因为本身权益受侵害后，不寻求有效途径帮助，而采取其它手段，伺机报复，将自己由可怜的受害者变为可悲的犯罪分子。
其次，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脑中的“人治”思想。公元前２２１年，这个第三者，在当地往往是较为德高望重的长者。象在本案中的某村村长等人。这类人集调解、见证于一身，通过他的调停，受害人得到了某些补偿，害人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表面上看来，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一旦受害者一方反悔，或害人者觉得这样的惩罚不足为戒而继续为恶，就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本案中的那几个青年人，如果在第一次的犯罪中就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得到教训，或许他们就不会再犯下后来的罪行。由此可见，以“私了”方式解决纠纷，存在无数隐患，有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姑息养奸，助长罪恶。
无论采取哪一种“私了”，我们都不难看出，之所以会采用“私了”方法解决纠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公民们对国家法律的无知与漠视！我国制定法律的最基本任务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惩治犯罪。可是有些公民，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权利被侵害时，不寻求司法保护，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是通过“私了”，求助于“第三者”。这些当事人，无疑是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弃之不顾，足可见其何等无知！充当“第三者”的人，俨然将自己拥有的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可见其对国家法律又是何等的漠视！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否则，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法律将失去威严。这类事件，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走向“法治”的一大障碍。
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因此，从群众入手，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水平，加大审判与执法力度已成为当务之急。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审判质量年”、“执行年”、“争创人民满意法院、法官”三大活动，反映了我们法院系统对于建立和加强法律机制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在根本上接受“法治”的观念，消除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求助于司法部门，不再通过“私了”解决问题，而将寻求司法保护作为第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