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略谈

——从一起夫妻平等处理权案例浅谈单方处分夫妻财产问题


作者：刘莉

作者系：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代生活中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夫妻之间共有财产积累愈加丰厚。随着财产流转的频繁进行，在财产交易中出现很多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夫妻共有财产界定的矛盾突出、单方处分夫妻共有财产效力确定困难以及第三人善意取得财产、单方处分财产对夫妻另一方产生的法律后果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作者结合一个案例从法律角度浅谈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

一、案情介绍。
2007年8月20日，妻子以自己和丈夫两个人的名义与买主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将其与丈夫共同所有的房产（建筑面积为77.62平方米，产权证名为丈夫）以人民币97000元的价格出卖。在签订房屋契约时，丈夫因患脑梗死等疾病在外地住院治疗，妻子称丈夫在外地已经成植物人给其卖房治病，随即在契约的卖房处签上了丈夫和自己的名字，当时买主对此曾提出质疑，丈夫的嫂子及侄女一再表示没有问题，二人称欠他们的治病钱，卖房也是为了治病，并由丈夫的侄女在契约的中间人处签名，而后买主还随妻子到银行去将余款存入银行丈夫的户上。嗣后，买主与妻子一同至房地产交易部门申请办理过户手续，买主交纳了相关费用。丈夫得知后到房产交易部门声明不同意卖房，并于同年8月27日强行撬门到涉案房屋入住。
纠纷出现后买主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妻子签订的协议有效，并要求夫妻二人赔偿损失人民币9122元。买主在诉状中称“妻子编造理由，谎称其丈夫因病已成为植物人，丧失行为能力，私自将丈夫名下的房屋（诉争之房）出卖给原告……。被告妻子及其丈夫的行为使原告无法使用该房屋。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
买主起诉后，夫妻一方又诉讼到人民法院要求判决离婚，同时要求分割夫妻共有财产。
二、 此案的几种法律意见
第一种意见：该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该财产均有平等权处理权。买主与妻子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并支付了房价款，并已接收入住该房，买主是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妻子在卖房时有丈夫嫂子及侄女在场，买主有理由相信妻子的行为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丈夫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买房人。买卖契约有效。
第二种意见：该房虽系共同财产，夫妻有平等处理权，但该房系丈夫名下房产证，是妻子代为处分房产，这时作为买主在交易惯例中谨慎审查的义务要大于一般情况。买主在买房时已经得知丈夫在外地治病已经成为植物人，在此种情况下夫妻不可能达成共同意思表示。有中间人在场也不足以代替买卖双方当事人主体，卖房还账本身就体现了，中间人与妻子有利害关系。买主对此交易存在的风险在交易当时应该预料到非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而且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买卖契约无效，买主所交付的房款就由夫妻二人返还。
第三种意见：争议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妻子处分争议房屋的行为是对共同财产的处理，从客观上看，对于丈夫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人，有理由相信妻子的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妻子卖房款已用于偿还夫妻共同债务，余款已存入丈夫名下。故房屋买卖契约有效。但是所导致的后果是夫妻一方单方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对共有权人的侵害，要对其承担法律后果，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前提下，由共有人承担赔偿责任，共同共有财产在离婚时可以分割，处分财产只能是共有财产中的一半，如果低价处分则要以公平的价格给予另一方一半价值的补偿，处分共同财产用于共同生活的部分应予公平合理的剔除。
三、 夫妻共有财产平等处理权的具体适用
夫妻共有财产的平等处理权，也称为家事代理权，即夫妻一方在一定限度内，有条件的可以单方处理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单方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对另一方是有约束力的。平等处理权的前提是共有财产，共有财产单指共同共有财产，对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姻中约定为个人所有的财产的处理无平等处理权可言。共有财产的界定主要依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判断，共同财产包括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以及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对于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含有民法中规定的所有权能，包括为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债权等权利形式，那么最为常见的为所有权形式，所有权在我国民法理论中是指所有人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多数夫妻共有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纠纷为处分权，本案就是典型的处分权纠纷。
四、 对本案的理论研究
我国法律之所以确定平等处理权的法律规定，主要在于夫妻一方单方处理共有财产的情况屡屡出现，处理财产后往往另一方会以不知情、擅自处分没有经过另一方同意的理由抗辩。平等处理权就是在确定这种单方处理共有财产的效力问题。只有单方处理才能涉及平等处理权问题，如果夫妻合意后共同处理就没有此概念了。房产作为有代表性的所有权，系大宗数额交易，所有权的转移需要达成合意和办理交易登记过户等一系列程序要件，这对第三人及夫妻能产生怎样的效力是重中之重。
（一）夫妻平等处理权中的“代理说”
夫妻之间这种“家事代理权”制度源于古罗马，即家事委任说，即妻子的行为来自于丈夫的委托，后来随着男女同权运动，家事代理行为进化为一种对于日常家事夫妻一方均有对外处分权利的行为，这种对外处分权不必以夫或妻另一方的名义，这有别于一般意义的代理（一般意义的代理行为，代理人所代表的是被代理人的意愿，要以被代理人的身份出现）。
夫妻是人类生命繁衍的源泉，是社会中最大一个群体，由于夫妻家事中琐事过多，频繁的家庭事务处理都要协商一致或都要出面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将会混乱。我国对于家事代理制度在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我国区分两类处分原则，一类是因为日常生活需要一方可以决定。主要有为了夫妻日常生活和子女抚养教育所产生的家庭事务，如生活购物、医疗、子女抚养等；另一类是对于非日常生活家事代理则需要协商一致。很显然，对于房产这种大宗交易行为属于非日常生活家事代理，应该征得另一方同意，这是完整意义的代理关系，否则对共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这是对内部共有人的规定。
对第三人的效力方面，法律适用主要有上述司法解释及《合同法》第49条规定，该条款规定无权代理、越权代理和超期代理的形式，如果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即便内部没有达成一致，对外代理行为仍然有效。这是我国法律上所称的“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本属于无权代理范畴，但因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这种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即给相对人一种假象推定，使第三人在不知或无须知道的前提下形成交易关系。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要维持这种交易效力。《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就是表见代理的体现。那么本案中基于夫妻之间的这种特殊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应该依据“表见代理”制度的原则综合判决合同的效力。在案例中作为买主明知妻子所卖之房是夫妻共同财产，且房产证照不是妻子名下，只是听妻子和丈夫的亲属称其在外地治病，卖房为治病即同意购房交款，笔者认为妻子的行为对买主不能形成表见代理的后果。这种表见代理的表象应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即夫妻一方的行为来源于另一方的授权，这种授权绝不是凭借妻子一人的陈述，作为买房人还要通过事实判断和审查妻子的陈述客观与否，另外审查义务中当然包括对于交易缺陷与否的判断，只以其为夫妻关系就能够判决是共同意思表示不能称为表见代理的理由。试想如果没有交易缺陷，那么房产交易中心也不可能中止过户手续的办理。表见代理制度是民事关系的一种确立制度，而行政过户手续所依据的则是行政法规，在这种没有房产所有权人签名、亲自到场或授权的前提下，房产交易部门受理过户是欠妥的。假设依申请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那么房产交易部门也是违法的。所以，对于表见代理的情势判断笔者认为要综合买房人的个人知识、当地情况等因素进行判断。
（二）夫妻平等处理权中的第三人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财产占有人，在不法将其占有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财产时系出于善意，即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财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的制度。实行善意取得的结果，是物之原所有人丧失其所有权，善意受让人则取得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物权法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善意取得制度均适用于动产，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即便交付占有或支付对价也无法取得权利，不动产只有通过合法手续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才能取得财产权利。但我国以往的法律中均未明确划定什么财产形式适用善意取得。所以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中规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条款中法律适用就出现了很多分歧。但是我国刚刚实施的《物权法》第106条已经正式确立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同时要求取得不动产必须是依法应该办理登记的已经登记，且支付了合理对价才可取得财产。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善意取得制度。而本案中显然没有善意取得房产。
（三）共有不动产处分的特殊规定
我国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这属于一项强制性法律规定，依照《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婚姻法》司法解释在适用过程中应该遵照法律的规定。本案中对于合同的认定应该在遵照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引用司法解释。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自然不涉及“表见代理”问题。
所以该案例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五、通过本案引申的法律思考
由建设部公布，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明文将原有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办法》废止，重新规定了共有房屋的交易流转程序，规定对于共有房屋应该在房证上注明“共有”字样，共有房屋登记由共有人申请，变更登记由相关共有人申请，有关性质和份额变化的登记需要共同申请。那也就是说共有的性质，作为房产交易部门仍然审核的是形式要件，即房证上注明的性质，不去审查实质要件，是否为夫妻共有、家庭共有等情况。这是否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相悖，势必导致法律衔接不足。那么对于未办理“共有”权公示的房屋，作为交易当事人无能力也当然无必要审查实质共有情况，而且要求买房人核实婚否、共有情况当属不可能，而且极不公平，核对是否为其房产所有权人即可。另外，以往操作多年的转让房产时需要由房主公证无共有人或公证共有人同意转让的要件已经废除。这一系列面临的问题给夫妻双方带来了挑战，笔者接触了诸多夫妻要求登记为共有权的事例，也不乏财产约定的男女，主要是基于对于婚姻生活居安思危。因为现行的法律优于对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弱化夫妻共有财产的保护，当然导致夫妻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笔者认为矛盾的出现肯定推动法制前行，当然也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联系电话：13945131397
电子邮箱：liuli2226@126.com
个人网站：www.liuli0451.com


封建父权维系千年的原因之探微 ——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断想
丘云卿

一、读书：关于父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时时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身份等级社会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存在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开篇一章“家族”中，简单以服制为准界定家族范围之后，随即以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篇幅来论述父权。此等篇章安排并非瞿老思之所及而文之所至，乃是蕴涵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深刻的理解。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但无论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贫民中，这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权的绝对权威则将家族之中的伦常关系体现到了极致。父权的存在意味着父权主体（家长）与非父权主体（妻妾子女等）地位的普遍不平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不了解父权就根本不可能具体理解封建社会身份等级的森严。是以瞿老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论述父权，颇含深意。
瞿老并没有为父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字里行间对父权的阐述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权是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基于父权家长得以支配家族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1]
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体现在家族中的方方面面，[2]其体现在瞿老文中俯拾皆是，以下概括列举一二：
一是父权之杀生大权。[3]古人云：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说得正是父亲基于父权掌控对子女的杀生大权。昔日秦二世矫始皇诏赐蒙恬及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敢复请？”不敢半点违抗父权，堪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典范。
二是父权之绝对财产权。《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充其量只能享有使用权，而绝对不能享有处分权。甚至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动辄究以刑事责任——“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4]
三是父权之神圣不可侵犯。封建社会的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突出的体现是父母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5]再者便是父母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6]可见，父母的身体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孙主观是否有过错，一律杀无赦（极个别得到皇帝怜悯例外）。
此外封建家长还牢牢掌控着其他“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7]可见封建父权不能不谓其至高无上程度已达极致。

二、断想：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千年？

父权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古代罗马时期，家父权就已盛行，罗马帝国后期，公民权渐至普及，家父权也随之渐小，[8]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父权最终归于消灭，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在中国，父权的权威历经封建社会二千余年而不衰，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废除“老爷”“大人”等称谓后，父权地位才在形式上被推翻。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两千余年之久？
父权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的父权，因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父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及，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封建兴而父权盛，封建灭则父权亡（至少形式上如此）。因此，封建的历史就是父权的历史，剖析封建社会的根基就得以明了父权凭何得以维系千年之久。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封建社会结构可分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建立在这两大阶级的不断斗争的语境之中。因而维持封建统治的关键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把农民阶级牢牢掌握在股掌之中？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或开明或暴虐，统治手法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政策是历朝历代始终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重农抑商政策。其总的方针是重农抑商，抑制兼并，辱商贵民。具体体现：一是重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9]二是禁止商人为官，“贾人不得为吏，犯者以律论”，“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10]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达数千年之久？如果不明白封建社会存在于什么经济基础，那是无法理解为何封建统治者对重农抑商政策是如此偏爱的。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给自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体制下，农民阶级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除去缴给地主的地租外，农民阶级全部农耕活动的收入仅仅足够自给自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掩盖着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础生活资料需求上才能进一步参与政治、宗教、文化活动。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日劳夜作所得只能“自给自足”以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根本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物质条件。因此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在政治毫无地位，所以地主阶级得以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在政治上压迫农民。这是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封建统治阶层早已意识到“重农”的重要——《商君书•农战》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实行重农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生活理想局限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黎民不饥不寒”。[11]这和父权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其基本以放牧、打猎为生，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在游牧民族里，权威的形成往往更大程度上凭借个体强悍勇猛的表现。中华民族大多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农业生产活动是较为稳定的生产活动，生产周期较长，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一方面，农耕活动的体力劳动性使男子既是劳动的主力，也是农业生产经验的集大成者，这使男子在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农耕家族中的子女因为年幼、毫无经济地位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缺乏使他们无法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家族，依附于家长。另外在宗法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家长在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家族中建立了父权的权威。
解决了为何“重农”的问题，剖析统治者进行“抑商”的理由及其与父权的关系就变得相对容易。商品交换是作为动词的“商”的题中之意。“商”即商业的发展要求要有商品经济的环境，或者说“商”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从商品属性的角度来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2]它拒绝特权，拒绝身份。商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市民社会权利意识的兴起。显然这与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严重冲突的——如果人人都要求平等，要求权利，那么首先父权的权威受到挑战，进而危及君权地位。这显然是统治者坚决不能容忍的。另外，商业的发展会导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同乐”，[13]这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14]是以历朝封建统治者坚决“抑商”以维护父权权威，保障君权地位。
因此，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维护自然经济基础是维系封建社会千年的根本，也是父权得以维系的基础,一言而蔽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
封建社会及父权得以维系千年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基础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儒家思想也是父权建立与维系的重要思想因素。
自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被定为一尊，作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而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为“礼治”，讲究“亲亲、尊尊”。“尊尊”维护君权之神圣，“亲亲”标榜父权的地位。儒家宣扬“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15]教导人们“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即于家要严守父子之礼，不得僭越伦常而触犯父权；于国要谨尊君臣之道，不得有损君威而冒犯天颜。在“礼治”的旗号下，统治者标榜“孝治天下”。具体施行时更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大力表彰孝行，甚至推举“孝悌”为官，以示皇恩浩荡；另一方面，“不孝”名列“重罪十条”，处罚极重，彰显孝道威严——《孝经》云：“五兴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齐、隋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恶不赦的重罪进行严厉处罚。可谓做到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这样一来，在“孝道”的赏罚齐下之下，父权屹立千年而不倒。何谓“孝”？除了今人理解的意义外，在封建语境下的另外一个意思便是：逆来顺受。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人们又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挑战父权的权威？
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奥妙在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自然经济为父权的产生与维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儒家礼治尤其是孝道思想为父权的维系提供广泛的精神支柱，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广泛的精神引导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屹立千年。

三、回味：父权权威的背后

揭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面纱，笔者得以更深层次体会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的森严。复读瞿老著作中关于父权的章节，笔者品味到了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后面所含较为深层的韵味。
父权何以包含杀生大权？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国被家化，君被父化，“天子为民父母，为天下王”，[16]皇帝其实就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家长”，父权包含杀生大权实乃君权至上在家族中的体现。因此难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前一句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权何以包含绝对的财产权？在于绝对财产权是父权得以实现之物质基础。家长凭什么得以支配“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光靠传统赋予的家长精神上的权威地位是不够的，物质上的原因在于，家长拥有家族全部的财产，妻妾子女等的衣、食、住、行莫不受制于家长。试问，如果妻妾子女个个拥有独立财产，家长还能拿什么对妻妾子女为所欲为？
父权何以神圣不可侵犯？在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可侵犯。礼义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工具，侵犯父权是对礼义的严重破坏。孟子说：“无礼义则上下乱。”破坏礼义更是导致天下大乱，故国法难容。

四、后语

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著作。笔者初读此书，仅对关于父权之章节进行研读，就深深体会到瞿老见解之深刻及其思想之厚重，同时更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灿烂，笔者对封建父权的理解仅仅是管中窥豹而已。要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有所了解，非假以时日反复研读此书不可。


作者信息：丘云卿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1]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界定父权的内涵后，或许把父权称之为“家长权”更为恰切。因为在一些父亲已逝母亲尚在的家庭里，母亲基于“父之妻”的身份而成为家长，实际上取得了父权的所有权能。此亦封建身份等级社会之又一体现。

[3]虽然随着法律的发展父权的杀生大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杀生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及国君手里，自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民能随意杀人，父亲对儿子，也不能例外”，“否则便要受国法的制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父权杀生大权的灭失：子孙违犯教令（通常是不听训责、顶嘴反骂之类细微琐事），父母加以扑责而无心致死，无罪；非理殴杀（指自然扑责以外的残忍虐待的杀害，如勒毙活埋）有罪，但“罪亦甚轻”，“明、清时的法律皆止杖一百”。（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另外，父母对子女具有无需举证的控告权：“父母控告，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清律例》二八）。”是以父母得以“不孝”等为名要求处死子女，官府无不照办。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父权杀生大权的限制只是具体杀生执行者的变更罢了。

[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