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的冲突及对策（下）
　　　　　　　　　　　　　　　　　　　　　　——重建事实婚姻认定制度

作者：余秀才[1]


总序

村规民约属广义上的法，从法的演变历史看，产生于国法之前。先有村规民约，后各村寨联合形成部落、氏族盟约，在斗争中，胜利的部落在吸收其他部落盟约中合理有益的部分的基础上，将其本部落原用的盟约强制推行，形成国家法律。尽管我国早在秦朝时就设立了村寨一级的行政长官——里长，尽管我国现在的法制建设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律基本健全，尽管法制宣传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村、寨为国法所鞭长莫及，这源于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地理环境及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和交通条件恶劣，使救济成本高昂，为村民所负担不起，这导致了大量村规民约的滋生和存在。

村规民约，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对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起着国家法律无法比拟的作用。但也由此产生了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诸多冲突，总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规民约中的罚款权（处罚权）问题；二是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同居、事实婚姻、赡养、继承等问题。针对之，笔者分为上、下两部分予以论述。

严格来说，很少有村规民约会直接规定婚姻、家庭、赡养、继承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体现在大量民间习俗中，从而与国法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中，最为严重的是由事实婚姻问题所带来的冲突，故笔者选取此作为重点予以论述。

摘要：

毫无疑问，婚姻登记为行政确认，与《土地承包合同书》、《林权证》等如出一辙，依其性质，本应仅取得公示和对抗效力，登记与否，本不应影响婚姻关系之成立与生效。故现行之否认事实婚姻之做法与制度及婚姻登记理念值得商榷，应重建事实婚姻认定制度为宜。

关键词：

行政确认、行政许可、事实婚姻、无效婚姻

引言：

所谓事实婚姻，从广义上讲，是指男女双方在主观上具有永久共同生活的目的，在客观具有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之事实，群众亦认其为是夫妻关系的结合；从狭义上讲，事实婚姻专指没有配偶的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结合。司法实践中对实事婚姻的认定，历来采用狭义的解释。[2]笔者认为，事实婚姻具有重要意义，论述前先看几个案例：

案例1：原告起诉离婚，开庭时发现被告身份证上名字与结婚证上所载不一致，仅姓相同，但发音相近，且结婚证上所载出生日期与身份证亦不一致，最麻烦者，结婚证上未载明双方身份证号码，但原、被告均确认他们是夫妻且同时去民政局办理的结婚登记。经公安局查询，结婚证上所载名字无此人。如何处理，引发了争议：观点一，此为笔误，只要原、被告均确认是夫妻关系，就按婚姻有效处理，因为原、被告确实去进行过结婚登记，且结婚证上名字无此人，不会有冒名离婚之嫌疑。观点二，以前法院还可直接判决认定婚姻登记无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当事人已只能申请行政撤销或行政复议，因此，在结婚证未被撤销前，应视为与原告结婚的人非被告，原、被告间的夫妻关系不成立，如仍认定婚姻有效，相当于承认事实婚姻，故应按同居关系处理。

案例2：甲在外上大学，某日收到家里电报称“母亲病重速回”，回家后始知父母骗她回来是为了让她与邻村乙结婚，甲开始不同意，但父母以死相胁，最终同意了，但未办结婚登记。甲、乙依当地民俗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依民间结婚仪式举行了婚礼。进洞房时甲反悔了，死活不从，乙遂在伙伴的协助下强行与甲发生了性关系，并将甲软禁在家不让其离开。次日，甲借上侧所之机逃走，以强奸为由到公安报案，公安不予立案，甲告到妇联，妇联问明情况后得知未办理结婚登记，遂带甲再次找到公安，公安立案经侦查后移送审查起诉。最终法院认定乙强奸罪成立，但考虑到当地群众的反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

案例3：朱某与王某2001年依民俗结婚，但未办理结婚登记，之后生育三个小孩。2011年12月，朱某在建水虾洞矿山打工时意外身亡，矿方补偿死亡赔偿金等共计608000元，此款全部交给了王某。后朱某母亲李某（朱某父亲亡故，李某已改嫁多年）获悉后要求参与分割此款，双方因此而起争议，诉至法院要求王某给其10万元。本案引发了诸多争议：1、依民俗，“儿女不养过街娘”，即母亲改嫁的，儿女不予赡养；2、依现行法律，因未办理结婚登记，作为朱某三个儿女母亲的王某无权参与分配，民众难以接受；3、补偿款60余万元是否属于遗产在理论界本就有争议，适用婚姻法、继承法排除王某参与分配的权利，恰当性值得商榷。

以上三个案例均涉及事实婚姻的认定与争议，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结婚行政确认的历史沿革

我国讲究家国天下，传统观念认为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故早在西周时就对婚姻成立的条件进行了规定，西周始创的“六礼”制度，“对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在一些乡村地区，缔结婚姻的形式仍可见‘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3]此即聘娶婚，“是在我国通行了几千年的主要婚姻形式，尽管历经各个朝代，程序会有繁简的变通，但聘娶婚的基本内容和程序始终不变。”[4]虽然后来还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即所谓的“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但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从未有过婚姻需行政确认之说。

婚姻的行政确认在建国后亦经历了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至1989年11月21日。根据1984年8月31日最高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认定事实婚姻违法，但对之起诉的纠纷仍按离婚处理，即承认事实婚姻，对调和或撤诉的责令补办登记手续，对起诉时仍不具结婚条件的解除同居关系。

第二阶段，是1989年11月21日至1994年2月1日。在此期间，司法实践仍为有条件地承认实事婚姻，但条件比过去更严格。1989年11月21日最高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仍承认事实婚姻，但对离婚时不符合结婚条件的认定为“非法同居”。

第三阶段，即1994年2月1日以后，特别是2001年12月27日最高院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出台后，司法实践中不再承认实事婚姻（1994年2月1日前开始同居的仍承认），未登记的一律按同居关系处理，但去掉了“非法”二字。

二、行政登记的种类与定性

现实生活中有诸多事项需到行政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其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

律师在一案中先为一被告人辩护，该被告人被另案处理后，又接受了同案另一被告人委托——

本案中应否准许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


舒 服



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因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后，戴家明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在随后法院开庭审理中，杨泽万出庭为戴进行了辩护。开庭审理后，公诉机关以案件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了起诉。不久，公诉机关再次将该案向法院起诉，没有再起诉戴家明，但在指控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犯非法运输枪支罪的同时，起诉书中也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并注明已对戴家明另案处理。法院立案后，杨顺伟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
关于应否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法院在审理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在本案中，律师杨泽万在已经为戴家明进行辩护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再为与戴家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杨顺伟辩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一案经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再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已是立的另一个案号了，况且公诉机关也未再起诉戴家明，这就说明在法院受理的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非法运输枪支一案中，戴家明已经不再是本案中的同案被告人了。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与为戴家明辩护是在两个不同的案件中的行为，没有违反“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因此，法院应当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法官析案?

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关于这个问题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关键是在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中“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的不同理解所致。导致出现上述后一种意见的根源就在于混同了刑事案件中的“同案”与“同案号”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定称谓，侦查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能被称作“被告人”。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同案被告人是指因共同实施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的被告人，是绝对不能以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所立的案号是否相同来认定的。对于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同案的被告人公诉机关没有或者根本不可能同时起诉到法院审理，由于时间有先后，法院在审理这些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时所立案件的案号肯定是不相同的，倘若因案号不同而认定不是同案被告人，岂不是大大放纵了共同犯罪吗？这也是与我国刑法有关认定共同犯罪的规定不相符的。在这起共同犯罪案件中，公诉机关在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时就已指控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四人系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而此时律师杨泽万接受被告人戴家明的委托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已经决定了律师杨泽万作为一名辩护人不得再为这个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三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中的任何一名同案被告人辩护。虽然公诉机关撤回了起诉，但无论是在任何时候再向法院起诉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只要起诉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都不能否定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系公诉机关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实际上公诉机关在第二次向法院起诉时虽然只列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为被告人，但在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只是因为其他原因将戴家明另案处理而已。律师杨泽万在明知自己已经为戴家明进行了辩护的情况下又接受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同案被告人杨顺伟的委托为其辩护，已经违反了“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所以，法院不应准许其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刑事案件不能简单以法院受理案件的案号来区分是否是同案。一件刑事案件通常都要经历侦查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法院的审判等阶段，法院的审判仅仅是一个阶段而已。即使是法院对一件刑事案件的审判?也有可能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但实际上审的都是同一件刑事案件。因此? “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应该在法院审理同一件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适用。本案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适当的限制。不仅仅是在法院审理阶段有这个规定，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有类似的规定：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聘请同一名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共同犯罪的案件，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辩护。”另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七条规定：“律师不得接受同一案件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限制，允许一名辩护人可以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就必然会至少损害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从而侵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明文规定，目前还只能用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及行业规范来对此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