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民政局、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乌鲁木齐市卫生局等


乌鲁木齐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加强城市管理，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市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民政管理部门是本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并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
市公安、卫生、民政、行政综合执法等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第五条 对在本市流浪乞讨的无法定监护人在场的未成年人，公安、行政综合执法人员应将其护送至救助站，救助站应当予以安排救助。
第六条 对在本市流浪乞讨的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愿意接受救助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公安、行政综合执法人员应告知其可向救助站求助，并将其引导、护送至救助站，救助站应当予以安排救助。
第七条 对在本市流浪乞讨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公安、行政综合执法人员应通知民政部门，经民政部门确认身份，委托卫生部门确诊并填写《流浪乞讨患者抢救治疗单》后，将其护送至指定医疗机构救治，医疗机构应当予以安排救治。
第八条 医疗机构对送来救治的属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的流浪乞讨人员，在采取救助措施至其病情基本稳定后，应告知或护送其前往救助站求助。
第九条 民政部门对属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流浪乞讨人员，应积极查找并通知其亲属或所在单位接领。对无法查找其亲属、所在单位或其亲属、所在单位拒不接领的，应通知其户籍或住所所在地民政部门接领。须跨省接领的，应向自治区民政部门报告，由自治区民政部门按规定办理。
第十条 流浪乞讨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听劝阻，执意在机关、学校、医院、车站、机场、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体育馆、展览馆、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强索强讨，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
二进入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乞讨，妨碍交通管理秩序的
三在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坐卧、露宿，影响正常通行，经执法人员劝阻，拒不离开的；
四以乞讨为掩护或在乞讨过程中，偷窃、骗取、抢夺、敲诈公私财物的
五拐骗、租借儿童，压榨少年儿童乞讨牟利的
六教唆、诱骗、强迫未成年人实施上述违法犯罪行为，或者组织、参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乞讨团伙的
七其他扰乱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十一条 流浪乞讨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综合执法机关应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
二在市政设施及其附属物上堆放杂物的；
三其他有损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
第十二条 业主或其他相关管理单位对进入自己管理场所的流浪乞讨人员可以进行劝告，告知其可接受救助及救助途径。
第十三条 拒绝、阻碍公安、行政综合执法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日起施行



乌鲁木齐市民政局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市政市容管理局

　　　　　　　　　　 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日

郑戈 香港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方、韩之争是一场本该由“观念的自由市场”来决定输赢的意见之争，法律只适合确保双方不采取威胁他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行动，或不采用侮辱他人人格的语言


在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依阿高这样评论名誉：“无论男和女，名誉是灵魂中无上之宝：偷我的钱袋的人不过是偷去一把臭铜钱，固然有点价值，实在算不得什么；钱原是我的，如今变成他的，从前更曾为千万人做过奴隶；但是他若夺去我的名誉，于他不见有利，于我却是一件损失哩。”这段话道出了名誉的基本特性：它附着于人格，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别的人只可能毁掉你的名誉，而不可能将它据为己有。从法律角度看，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可能被损害、被复原，但不能被转移。虽然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普遍保护的权利，名誉权保护仍然构成对它的一项正当限制。所有尊重言论自由的宪政国家，都有法律限制或禁止诽谤及侮辱性言论。
　　但是，正如澳大利亚Windeyer法官在Uren v John Fairfax and Sons Pty Ltd. （1966）案中指出的那样：“法律不保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名誉，它只保护这个人值得拥有的名誉。”如果一个人名不副实，但却利用其盛名骗取了金钱、地位或他人的信任，对此人名誉的破坏就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因此，真实性与公共利益是多数国家的名誉保护法都认可的辩护理由。说出真相不构成诽谤，这一原则早在12世纪就在普通法中得以确立。

　　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某些无伤大雅的?迨隆⒋硎驴梢员皇游?鋈艘?剑?匀硕哉庑┦虑榈呐?队Φ蔽??伤??梗??桥?墩吣苤っ髡饷醋龇?瞎?怖?妗Ｕ庹?锹蘼矸?捌浼淌苷咚?值牧⒊　?br>
　　中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都将名誉权列为受保护的民事权益，但未有对相关侵权行为认定标准的详细规定。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将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的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等四项因素作为名誉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其中“行为人行为违法”一项颇令人费解，因为是否违法应当是根据这些要件进行判断之后的结论，而不能成为一项判断标准。该解释进一步将“文章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及“有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作为“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中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标准。

　　这一规定对方、韩之争可能导致的法律纠纷有裁判指导意义，但却过于简单化。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属实”与否往往很难判断。方舟子质疑韩寒作品系代笔的文章都是根据公开发表作品进行分析和推论，其结论是或然性的，可以用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有说服力来判断，却很难说“是否属实”。

　　韩寒回应麦田的质疑时打出的“悬赏广告”，被认为是招致方舟子介入争论的原因。其实，这一“悬赏广告”的性质更像是一种在非司法场域中自证清白的手段，而不是一种缔结合同的“要约”。在日常生活中，情侣、熟人、朋友之间经常用“我若负你，天打雷劈”之类后果不确定的言说行为来表忠心、求信任。韩寒的2000万悬赏可视为此类“誓言”。同样，韩寒宣布要起诉方舟子，也可视为一种“证明”手段。不论其最终结果如何，这一姿态本身旨在告诉公众：我是站得住脚的，我愿意接受司法过程的检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宏大叙事背景下，人们往往喜欢用经由普法而进入日常语言的法律术语来规整和表述公共事件，而忽视了公共讨论与法庭论辩的根本差异。

　　韩寒收到质疑的名誉，主要不是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学声名，而是作为一位“青年偶像”的符号性资源。这种资源的形成当然有赖于以少年“韩寒”之名所发表的那些文学作品，但韩寒作为“应试教育挑战者”“体制批评者”“直言不讳者”和“赛车手”的形象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18岁即出版《三重门》这样的作品，同时在各种赛车场取得良好名次，然后又进军乐坛，发布专辑。如果所有这些成就都由一位青年独立取得，他当然有理由成为青少年崇拜和效仿的榜样。就连其中本来不值得骄傲的事情，比如化学考试交白卷、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留级后再挂七科而在高一退学等，都被赋予了特立独行、敢作敢当、挑战陈腐的教育体制等正面评价。当韩寒这个名字具有了这样的符号意义之后，他便因其公共影响力而成为一个“公共人物”，而对他那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之路”进行分析和质疑完全符合公共利益。

　　有人认为韩寒拿出当时的手稿便铁板钉钉地自证了“清白”。但从证据法的角度来看，“代笔”是指作品中的观念和表达方式并非署名者所有，而与署名者是否誊写了稿件无关。正如韩寒无奈地指出的那样，无论他搬出什么样的证据，方舟子还是不信。已经存疑的人也不会被手稿所说服，因为观念和表达方式的来源无法用稿件和笔迹来证明。

　　方舟子的分析，用“经验法则”推断某个年龄、某种阅历的人士不可能知道或表达出某种有赖于特定人生经历的图景。这与原告或检察官不同，在舆论的舞台上充当批评者的方舟子无需“证明”韩寒确实找人代笔了，他只需提出质疑。一旦他的“怀疑”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分享，他的质疑努力也就成功了。

　　由此可见，方、韩之争是一场本该由“观念的自由市场”来决定输赢的意见之争，法律只适合确保双方不采取威胁他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行动，或不采用侮辱他人人格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