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高速公路的建设，保障高速公路高效、安全和畅通运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事高速公路建设、经营和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上人员，在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和预留用地内从事行政管理和其他作业的单位、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是高速公路主管机关，负责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的规划、建设、养护、经营、路政、收费、通讯监控的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
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具体实施高速公路管理。
第四条 自治区公安行政主管部门是高速公路交通安全主管机关，负责维护高速公路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
自治区公安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具体实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第五条 除依法缉查犯罪嫌疑人外，任何单位、部门、组织和个人不得在高速公路上拦截、检查车辆。
第六条 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和预留用地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部门、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和破坏。
第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高速公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应当支持和协助高速公路主管机关或者经营者做好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八条 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干线公路规划和本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高速公路发展规划，经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后组织实施。
第九条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施工实行招标投标制度和工程监理制度。
第十条 高速公路建设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规程的规定进行设计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高速公路在建设时应当划定养护料场和取水处。
第十二条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三条 高速公路建设资金可采取下列方式筹集：
（一）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投资；
（二）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征收公路建设基金；
（三）依照国家规定发行公路建设股票、债券；
（四）出让高速公路经营权收益；
（五）特定的土地开发权或者土地使用权收益；
（六）国内外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个人投资；
（七）国内外金融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
（八）国家和自治区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三章 养护管理
第十四条 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或者经营者应当按照高速公路的养护标准，对高速公路及其设施进行养护和维修，使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第十五条 高速公路养护和维修作业，必须在作业地点设置施工、限速和导向标志，作业人员必须穿着安全标志服，其车辆、机械应当有明显的标志。
养护车辆进行作业时，在不影响过往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其行驶路线和方向不受高速公路标志、标线的限制。
第十六条 施工标志、限速标志、导向标志、作业人员标志服、作业车辆、机械标志，国家有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通过作业现场的车辆，必须按照设置的高速公路标志、标线行驶，注意避让作业车辆、机械和作业人员。
第十八条 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或者经营者应当按照设计要求，做好高速公路隔离带和两侧的绿化工作，改善和美化行车环境，保持高速公路的整洁、美观。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十九条 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负责保护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和预留用地，依法检查、制止和处理破坏、侵占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和预留用地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部门、组织和个人不得在高速公路预留用地的地面或者地下修建永久性工程设施（高速公路管理、服务性设施除外）。需要修建临时性工程设施的，必须事先报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批准；高速公路建设需要拆除临时性工程设施的，必须无条件拆除。
高速公路预留用地内原有经合法审批建设的永久性工程设施，在设施改造或者大修时由其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拆迁。其拆迁费用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 禁止下列危及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安全的行为：
（一）占用、损毁、污染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在高速公路及其用地倾倒垃圾、放养牲畜、种植作物；
（二）未经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批准，擅自拆除、移动公路设施；
（三）利用高速公路边沟排水、灌溉；
（四）在高速公路上试刹车；
（五）在高速公路大中型桥梁纵向中心轴线两侧各200米范围内从事采石、采矿、取土、挖砂、爆破、筑坝；
（六）在高速公路挖方同侧边坡上方、隧道洞口边坡上方以及隧道洞口的两侧各100米范围内，未经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批准，擅自从事爆破、采石、采矿和取土；
（七）在高速公路及其用地地堆放物品、取土、采矿、挖砂、爆破；
（八）其他危及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在高速公路上从事与高速公路管理无关的作业或者修建跨（穿）越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的非公路设施，必须报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批准，并按核定的范围和要求进行。
第二十三条 需要在高速公路上增设立交道口的，必须报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建设。
第二十四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其轴载质量限定为：单轴轴重10吨，联轴轴重18吨。
超过轴载质量限定的车辆或者载运长、宽、高超过国家规定的物品的车辆需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必须事先报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和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批准，并采取安全技术保护措施。
第二十五条 履带车、铁轮车和其他对高速公路可能造成损害的车辆，不得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第二十六条 车辆确因故障不能离开行车道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或者灯式，将车上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并立即报告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或者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
第二十七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坏的，由责任人负责赔偿。
第二十八条 高速公路因发生特大交通事故或者因严重自然灾害不能通行时，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关闭部分或者全部路段交通，并在入口处设置标志，及时向社会公告。关闭全部路段交通的，必须经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高速公路因交通事故或者维修需要，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可以调整、关闭行车道，并设置引导标志。
关闭高速公路或者调整、关闭行车道的，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告知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
第二十九条 未经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部门、组织和个人不得在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上设置广告牌、标志牌或者涂刷各类宣传标语。
第三十条 超过轴载质量限定的车辆、载运长宽高超过国家规定的物品的车辆行驶高速公路，或者在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上设置广告牌、标志牌和涂刷各类宣传标语的，应当向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或者经营者缴纳使用费或者补偿费。造成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坏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
赔偿经济损失。
使用费和补偿费收取办法，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自治区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审定。
第三十一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应当自觉缴纳车辆通行费，并接受监督。

第五章 交通安全管理
第三十二条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的机构编制，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机构编制审批程序的规定办理。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的人员、装备、设施等报需经费，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取的公路养路费中支付；不足部分，从高速公路收取的通行费中拨付。
第三十三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行驶安全技术标准。
第三十四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按照标志、标线行驶。除气候和道路等特殊原因外，最低时速不得低于60公里。
第三十五条 禁止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摩托车、电瓶车、全挂车、教练车、实习车、轮式专用机械（高速公路养护车辆除外）以及设计最大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进入高速公路造成交通事故的，由其承担一切责任。
禁止在高速公路上下旅客、装卸货物、向车外抛弃物品。
第三十六条 在同一车道上行驶的车辆，后车与前车应当保持的安全车距为：
（一）时速在70公里以下的，行车间距不得少于70米；
（二）时速在70公里以上的，行车间距不得少地100米；
车辆在雨、雪、雾天或者夜间行驶时应当适当减速，并增大行车间距。
第三十七条 车辆从匝道进入高速公路，必须在加速车道上提高速度，确保安全后驶入行车道。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时，必须按照出口标志，进入指定车道减速行驶。进入或者驶离高速公路时，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
第三十八条 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不得骑、压分道标线或者掉头、倒车、逆行，不得穿越中央隔离带或者在出入口、匝道上超车。
需要超车时，必须经超车道超车，然后驶回行车道。车辆行驶中需要变更车道的，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夜间超车前还必须变换使用远、近光灯，确认安全后方可变更车道。
第三十九条 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不得随意停车。车辆因故障需要临时停车检修时，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驶离行车道，停在紧急停车带内或者右侧路肩上，并立即在车后设置警告标志或者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夜间还必须同时开启示宽灯和尾灯。车辆修复后返回行车道时，必须提前
开启转向灯，加速并确认安全后方可返回行车道。
第四十条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应当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或者灯式，将车上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保护事故现场，并及时报告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和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抢救伤员，尽快恢复交通秩序，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本办法规定处理交通事故。

第六章 经营管理
第四十一条 国内外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或者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独资、合资、合作或者实行股份制经营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的招商方案必须报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经营合同必须经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四十二条 高速公路的租赁和经营权的转让，必须经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四十三条 高速公路经营者享有下列权利，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收取、使用车辆通行费和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使用费或者补偿费；
（二）高速公路服务设施的经营权；
（三）高速公路沿线房地产开发的优先权；
（四）高速公路的租赁和经营权的转让；
（五）享受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用地、减免税费的优惠政策。
第四十四条 高速公路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从事高速公路经营活动；
（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本办法的规定建设和养护公路，保障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的畅通、完好；
（三）依法收取车辆通行费和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用地使用费或者补偿费；
（四）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经营管理服务设施，收取服务费；
（五）接受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五条 高速公路的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30年。经营期满后，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管理，原经营者应当将高速公路无偿移交。确需延长经营期限的，必须按规定程序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上拦截车辆进行检查、收费、罚款的，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或者纠正违法行为；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交通事故或者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坏的，
由其承担全部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或者纠正违法行为，可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验收合格擅自将高速公路投入使用的；
（二）未经批准经营高速公路的；
（三）擅自租赁、转让高速公路经营权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高速公路养护技术状况达不到规定要求的，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记录在案。警告记录满三次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修建永久性工程设施或者擅自修建临时性工程设施的，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并可处以违法占地面积每平方米5元以上2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在高速公路上作业；
（二）擅自修建跨（穿）越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的非公路设施；
（三）超过轴载质量限定的车辆或者载运长、宽、高超过国家规定的物品的车辆擅自行驶高速公路；
（四）履带车、铁轮车和其他对高速公路可能造成损坏的车辆行驶高速公路；
（五）擅自设置广告牌、标志牌或者涂刷各类宣传标语；
（六）车辆因故障不能离开行车道时不及时报告。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国家没有规定的，可给予200元以上的罚款：
（一）禁止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进入高速公路的；
（二）车辆不按标志、标线行驶的；
（三）学习或者实习驾驶员驾车进入高速公路的；
（四）不按照规定使用警告标志或者灯式的；
（五）不经超车道超车的；
（六）不按规定保持行车安全车距的；
（七）在高速公路上下旅客、装卸货物、向车外抛弃物品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处罚；国家没有规定的，可给予5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行车道上修车的；
（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不报告的；
（三）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的。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骑、压分道线或者掉头、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或者在出入口、匝道上超车的，由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故意堵塞车道的，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清理，并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冲卡、拒缴车辆通行费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高速公路严重堵塞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坏的，责令其负责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七条 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高速公路管理机构、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术语的含义是：
高速公路，是指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建设，专供机动车辆高速行驶的公路。
用地，是指高速公路两侧边沟及边沟以外已依法征用的土地。
预留用地，是指高速公路两侧边沟以外，或者填方路基护坡脚以外，或者填方路基路堑坡顶截水沟以外30米范围内的土地。
设施，是指高速公路的排水设施、防护构造物、立交设施、安全设施、照明设施、养护设施、通讯设施、服务设施、监控设施、检测设施、界桩、测桩、里程牌、标志牌、花草树木及专用房屋等。
永久性工程设施，是指采用耐久性材料（如钢铁、钢筋混凝土、水泥、砖、木、石及其它材料等）构筑的，使用期限在两年以上的各种构造和设施。
临时性工程设施，是指采用非耐久性材料构筑的，使用期限在两年以下的各种构造和设施。
第五十九条 全封闭、全立交、全部控制出入的一级汽车专用公路建设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2月23日
　　内容提要: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量刑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为有效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前者是在我国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促使法官的量刑走向公正和精密的问题。后者则是在我国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予以适度分离的问题。与量刑方法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的改革已经引起法学界、司法界更为普遍的关注，被视为一种在正当性上不存在争议的改革课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者就不能继续固守传统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存在着法院量刑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无法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论公诉方还是辩护方，既无法充分提出量刑情节和量刑意见，也无法参与量刑的裁决过程，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1]英美法中的“分离化”程序模式似乎也难以被整体移植到中国刑事诉讼之中。这是因为，这种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模式，与陪审团裁断事实问题、法官负责适用法律的审判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定罪与量刑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裁决的，法庭对于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事实调查。这些因素决定了定罪与量刑很难在程序上完全分离开来。[2]

既然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注定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那么，探索量刑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就成为改革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最初，一些试点法院在法庭辩论阶段设置了量刑答辩环节，允许公诉方提出量刑建议。[3]后来，越来越多的试点法院开始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引人专门的“量刑调查”环节，以使各种量刑情节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全面的调查和质证。[4]在近期通过的一份指导量刑程序改革的文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一种“标准”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也就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然后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法庭引导控辩双方先就定罪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再由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不仅如此，控辩双方还可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要就量刑理由做出专门的说明。[5]

对于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问题，笔者无意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方案。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最高法院推动、各地法院试点进行的改革，量刑程序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界推动的，而带有一定的自生自发性。我们与其像过去那样动辄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改革方案，倒不如对这种改革试验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考察其实施的效果，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至于未来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的量刑程序模式，则主要应当由最高法院通过总结全国法院的改革经验来做出最终的选择，立法机关也可以根据这种改革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其确立在国家立法之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改革试验情况进行一种反思性的评价。鉴于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主要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展开的，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这种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真正试验过，因此，对于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们是有理由提出疑问的。而对于那些仅在轻微案件中适用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本来就不出庭，被告人也很少聘请辩护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否具有可行性，也是令人疑虑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改革直接由最高法院来推动，地方试点法院基本上处于服从命令和接受指导的被动状态，要指望这些法院的法官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异议，这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学家群体就不应保持沉默，而可以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表达反思性的评论。根据过往的经验，在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被推广到全国之前，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不同见解的交锋，虽然不一定保证一种理想制度的发现，却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失败制度的出台。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作出反思性的讨论。迄今为止，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根据这三种审判程序的不同特征，量刑程序的设计应具有各不相同的模式。笔者将要证明，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这三类审判程序中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还可以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至少，改革者有必要根据上述三种审判程序的特殊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产物。最初，由于主持简易程序的法官采取独任制的方式进行审判，在庭审前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已经非常熟悉，加上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调查和辩论环节得到较大的简化。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简易程序不再保持传统的审判程序格局，法官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而主要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是否了解选择简易程序的后果等问题进行快速的庭审活动。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甚至明确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做出有罪判决。[6]至此，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理犯罪事实的功能基本消失，简易审判也就等于法庭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过程。

（一）现行改革方案的适用效果

在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并不具有基本的两造对抗特征，那种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来约束裁判权的诉讼格局无法形成。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的问题，法庭基本上尊重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不再将其作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可以直接做出有罪裁决。但是，对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法庭既无法听取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也通常难以获知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只能从案卷笔录中获得有限的量刑信息。其结果是，从法定量刑情节的遴选，酌定量刑情节的采纳，全部量刑情节的法律评价，再到量刑结论的形成以及量刑裁决理由的提供，这些量刑的决策活动几乎全部是由法庭单独完成的。而这个由一名法官组成的独任审判庭，不仅排斥了控辩双方的参与，而且也省略了评议程序，使得全部量刑裁决都由法官一人单独做出。很显然，相对于那种由合议庭主持的普通审判程序而言，简易程序的设计使得法官在量刑问题上享有更加难以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旦不能受到有效的规范，就会带来较之普通审判程序中自由裁量权滥用更严重的后果。尽管案件的量刑结果全都是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微刑罚，但是，诸如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适用上一旦得不到合理的约束，更有可能触动普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一般都是将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罚，而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更容易伴随着权力寻租乃至司法腐败问题的发生。加上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较大，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1/3以上。如此高比例的刑事案件竟然是由单个法官独自完成量刑决策过程的，这不能不使人对法官量刑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忧虑。

量刑程序的改革是无法绕开简易程序的。但是，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是否考虑到了简易程序的特殊性，从而做出了适当的模式选择呢？

在笔者看来，那种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的设想，在简易程序中是很难得到适用的。这是因为，简易程序历经10余年的发展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一种快速审理的格局，法庭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最多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进行当庭审查，对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也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基本上依据案卷笔录做出有罪裁决。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区分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也是没有必要的。且不说法庭不可能再对定罪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就连量刑事实也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调查程序。其实，对于量刑问题，中国法院通常都是进行统一的审理，而很少区分所谓的“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对于被告人不持异议的量刑事实，法庭可以当庭予以确认，而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量刑调查”；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法庭也只是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可能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不仅如此，在法庭辩论中明确区分定罪辩论与量刑辩论也是不明智的。既然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初就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再组织“定罪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对于量刑问题的辩论，由于检察机关拒绝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一般又不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法庭对这种辩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量刑辩论”会变成法庭对被告方量刑情节的听取过程。

可以看出，假如不考虑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动辄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量刑程序”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将是很难得到实施的。要在简易程序中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需要认真考虑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的问题。没有检察官的出庭，通过诉权约束裁判权的格局将是不可能形成的。尤其是考虑到被告人一般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那些多多少少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检察官，还可以促使法庭对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同等关注。因此，检察官重新回到法庭之上，将对法官的量刑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辩双方不仅对被告人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且对于量刑情节的采纳也很少存在太多的异议。即使在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辩护方最多也只是要求法庭对某些量刑情节予以注意。而这些量刑情节则很少超出控方案卷笔录的范围。有鉴于此，即便将简易程序定位于单纯的“量刑程序”，这种量刑程序也没有必要设计得过于繁琐和复杂，法庭完全可以将审理的重点放在那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面。

（二）集中量刑模式

那么，究竟如何在简易程序中确立一种适当的量刑模式呢？从基层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最新改革动向来看，一种新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中浮出水面。“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之后，再来审理后一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由于这种量刑程序强调检察官对若干案件的集中出庭，法庭对若干案件的量刑问题进行集中审理，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着有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论辩，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集中量刑模式”。

“集中量刑模式”是在基层司法机关对简易程序的改革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最初，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随同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促使法院重视公诉方的量刑意见。[7]后来，为解决简易审判中“检察监督缺位”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推动了“检察官重新出庭”的行动，那种有公诉人出庭的简易审判逐渐出现。[8]但是，假如按照传统的做法，检察官只对单一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话，这无疑会带来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检察机关公诉效率的下降。于是，一种由同一检察官对多个案件“批量出庭”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9]考虑到法庭在简易审判中直接确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简易审判其实就等于对量刑问题的审理，因此，这种“批量出庭”的做法最终发展成为对多个刑事案件的量刑问题集中加以审理的模式。[10]以下是福建省云霄县法院采取检察官“批量出庭”、法庭集中进行简易审理的经验：

“2009年7月8日下午，云霄县法院对5件故意伤害、1件交通肇事和1件非法经营案件集中开庭审理。坐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方进权看了一下时间，从3点15分开始到5点30分，7个案件开庭完毕，平均每个案件用时不到20分钟……从2009年3月起，该县法院每月或每半个月都会集中半天或一天时间，安排简易程序案件开庭，检察院指派专人，连续出庭支持公诉，履行监督职责。截至7月上旬，公诉人分批现场监督庭审40件，平均开庭时间不到半小时。”[11]

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依次对5件刑事案件进行了集中审理，庭审主要围绕着5名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展开：

“2009年9月28日，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开庭审理5起涉嫌盗窃等轻微犯罪的案件。东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杰出庭支持公诉，东港区法院副院长范红军负责独任审判。法庭在统一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后，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不再进行审理，而直接进人量刑答辩程序。公诉人依次在每个案件中都当庭发表了口头量刑建议。法官就量刑问题征询了被告人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还听取了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法庭当庭依次对5名被告人进行口头宣判，除1名被告人被判处监禁刑以外，其余4名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经过计算，从8点35分开始到9点30分结束，对5件案件的简易审判不超过1个小时，平均每件开庭时间不到15分钟。”[12]

较之最高法院确定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而言，这种“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可以当庭发表量刑建议，对法庭的量刑裁决产生了有效的约束，促使法庭在兼顾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二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审理，而主要审查被告人认罪供述的自愿性，将有限的庭审时间集中投人到量刑裁判问题上，大大节省了法庭审理的时间；三是检察官同时对数个轻微案件提起公诉，法庭对这些案件集中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告最终的裁判结论，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四是法庭在检察官口头发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量刑审理，引导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量刑审理环节。

当然，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这种“集中量刑模式”要想真正得到推广，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习惯于“一案一诉”的工作方式，一般不会为迁就法院的集中开庭审理，而采取统一的“批量公诉”。加上刑事案件的发生并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有时候短时间内会有多个轻微案件被起诉到法院，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可能多达一月甚至数月都没有一件轻微案件被移送法院起诉。这就使得检察官的“集中出庭”难以实施。又如，法庭经过简易审判，通常都要对被告人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甚至大量适用缓刑。但在很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缓刑的适用一般都要报请庭长、院长予以审批，甚至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假如这种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程序不发生变化的话，法庭的“集中量刑”也就难以实现。再如，在大多数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纵然检察官出席法庭，也主要是强调一些法定的量刑情节，而被告人本人又很少会提出有价值的量刑意见，这就意味着法庭仍然是基于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事实和信息来做出量刑裁决，而很少顾及到可能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这就使得法庭对量刑结论的裁决难以超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范围，被告方对量刑裁决的形成无法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三、“认罪审理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在简易程序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审判程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这一程序并不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定程序，而是由一些基层法院通过自生自发的改革所创制出来的。最初，这种适用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普通程序”，被命名为“普通程序简易审”。2003年，最高法院在一份司法解释中正式确认了这种特别审判程序的合法性，[13]并将其命名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下简称为“认罪审理程序”）。至此，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形成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