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政府


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

明政文〔2010〕11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省政府实施意见，提高我市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行政执法实际，现就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规范行政执法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行政执法是各级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政府的权威和自身的形象。近年来，我市各级行政执法机关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工作，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程序、提高执法质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执法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行政执法机关法制观念不强，行政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依据不够准确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执法不当引发的行政争议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有所增加。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行政执法机关的公信力，降低了行政执法行为的权威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的法制观念，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活动，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规范行政执法工作，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是提升行政执法机关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举措。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紧密联系本部门本单位实际，认真分析研究当前行政执法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规范行政执法的工作思路和保障措施，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不断提高行政执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进一步明确规范行政执法工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一）坚持职权法定，依法履行职责

　　1.严格遵守职权法定原则。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照法定职责权限，在行政辖区内行使行政执法管辖权。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开展行政执法活动，认真履行职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

　　2.严格遵守处罚法定原则。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定依据。凡是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3.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原则。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进一步做好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工作，量化行政自由裁量标准，正当合理行使行政执法权。实施行政处罚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的处罚决定要与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不能畸轻畸重。

　　（二）严格执法资格制度，规范行政执法主体

　　1.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委托执法的，必须以委托单位的名义执法，并出具有关执法文书。

　　2.开展行政执法不得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或者“联合检查组”等议事协调机构、非常设机构或者临时机构的名义进行。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执法。

　　3.严格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要坚持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或者执法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

　　（三）严格行政执法程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1.行政执法机关开展行政执法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步骤、方法、顺序、时限等进行。

　　2.建立健全立案登记制度。除依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决定的情形外，行政执法机关受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应当进行立案登记，并向当事人出具加盖本单位印章并注明日期的书面受理凭证。

　　3.严格依法调查取证。行政执法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并调取其他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相关证据，做到证据确凿充分。仅有当事人陈述而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不得定案；没有直接证据的，须形成比较完整的间接证据链，才能定案；证据的内容和形式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要求。所有的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查证核实方可作为证据使用。实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应当开列证据物品清单，并在法定期限内对登记保存的证据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4.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行政执法机关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前，必须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并给予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对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事实及理由，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予以调查核实。对重大事项，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并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及时送达相关当事人，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5.严格实施查封扣押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封或者扣押当事人财物的，必须出具书面的暂扣或者扣押凭证和清单，详细载明暂扣或者扣押物品的名称、数量及相关特征，并依法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6.完善执法文书送达程序。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强制等行为，应当依照相关规定送达行政执法文书。送达文书应由受送达人签字或盖章。非受送达人签收的，应当提供受送达人的书面委托。受送达人拒不签字或者盖章的，可以采取留置、邮寄、公告等其他合法方式送达。

　　7.严格执行行政执法时限规定。凡法律、法规或规章对行政执法案件有办理时限要求的，要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案情复杂、重大，依法可以延长且确需延长的，要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及时告知行政相对人。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时限幅度内，上级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时限作出具体规定或是行政执法机关作出公开承诺的，要在规定或承诺的时限内办结。

　　（四）规范行政执法文书，建立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1.正确使用行政执法文书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重要内容。要按照执法文书的要求和查明的案件事实，全面、准确地填写有关内容。对适用的法律依据，要载明法律依据的全称，引用条文要具体到条、款、项。

　　2.行政执法必须使用统一格式的法律文书，禁止以通知、通报、公告等形式代替行政处罚决定书。要规范行政执法文书的制作，除当场实施行政处罚或当场不作出处理决定会影响执法工作的情形外，行政执法文书应尽可能使用打印式文书，并进行统一编号、一案一制作。

　　3.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案卷。行政执法机关对办结的案件，应当将相对人的基本情况、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等立卷归档。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要会同本部门其他机构定期对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4.严格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行政执法机关要按照《三明市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管理制度》的规定，落实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报送备案制度。

　　三、切实抓好规范行政执法工作的落实

　　（一）要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的同时，切实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树立严格执法和科学执法相结合的执法理念。既要注重发挥查处违法行为的治标功能，又要注重发挥执法的引导、规范、警示、教育的治本功能。要增强责任意识，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权责相一致的执法理念。要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二）要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通过行政复议、执法检查、案件报备、案卷评查等途径强化层级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上级行政执法机关对下级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可依法直接予以撤销或者变更。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公开和行政执法投诉等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增加行政执法工作的透明度。

　　（三）要进一步强化执法责任落实。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将行政执法职权分解落实到具体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做到权责明确，落实到位。同时，要紧紧抓住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岗位和薄弱环节，按照“谁执法、谁负责”的原则，细化岗位执法责任，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对有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追究其责任。

三明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三日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

宜黄县人民法院 肖文军


总述：诉讼制度与诉讼法的改革（三个审判关系主体的改革）。
一、 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二、 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三、 改革诉讼代理制度，加强律师调查取证权。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为基础，以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为框架的法律体系。由于两种不同法系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决定了我国诉讼制度改革是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怎样我国这种结构的诉讼制度经过九十年代后已经初步建成。
但这种诉讼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如证据制度、庭审规则、强化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职能、法院内部机构的调整等等方面的改革。以上提及的方面多有论述，本文所涉及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着重于审判关系的三个主体：法官、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法如能解决好审判关系的这三个主体所存在的问题，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甚至可以解决我国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
一、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法官是审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法官的改革涉及到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法官的改革也必然是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明确法官的概念和职权。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首先是围绕法官开始的，因此明确法官的概念就显得极为重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Judge（法官）定义为： public officer with authority to decide cases in a lawcourt（有权在法庭裁决诉讼案的公共官员）。这种解释清楚的表明法官应当在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这一特征。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定义为：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一概念过于含糊。《现代汉语词典》和《精编法学词典》都将法官的定义：法官是法院中审判人员的通称。这种法官定义很不完善，没有将法官必须在法庭行使审判权本质特征表述出，但这一解释恰恰是对我国现阶段法官最正确的解释。我国现在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碰到的许多难点就是因为法官这个审判关系最为重要主体的概念不清造成，就《法官法》而言区分法官与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并不难，但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办公室、监察室、档案室、调研室等等工作人员不主庭，不行使审判权都被称为法官，具体表现在法院的工作人员多而办案法官少。法院的改革一方面面临着法官队伍庞大，积重难返的局面；另一方面面临着办案法官太少，法官队伍难以充实的尴尬的局面。法官概念不清，法官改革自然会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法官职责不明确。法院和法官的一些权力没有得到限制，如法官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得到限制。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法官没有庭外调查权或主动调查权，就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查清案件的事实，这种想法很奇怪，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刑诉讼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了国家侦查权，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证据不会比法官调查取证的更完善，因保留了这一权利，造成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因取证不到或认为没有必要取证而被当事人认为法官办案不公。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取证如何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保证自己居中认证。事实上在三大审判中法官参与调查取证都将打破诉讼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平衡，法官调查取证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否定，法官走出法庭调取的证据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能保证自己居中认证。因此没有必要让没有侦查权的法官在庭外调取证据。当然为保障法官不走出法庭，还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确保当事人各方都能收集到各种证据（本文第三部分将此进行阐述）。再如，由法院直接受理刑事自诉案。自诉案件的审理难易程度撇开不管（一些学者认为此类案件简单，无须侦查，大都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此类案件是刑事审判中的难点），自诉案件的受案审查是实体性审查，是以被告人经审查构成了犯罪为立案条件的。这不仅与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发生了冲突，也是对我国９６年刑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否定。从以上两点，就应当排除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件，更不要说此类案件，被告人多作无罪辩护，依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国刑诉法第１７３条第（３）项（自诉案）中竟赋予法官弱化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范围对象竟是公检机关，显然该条款有违宪的嫌疑。
我们要明确法官的改革不在于给法官增加职责，而在于明确法官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不明确，保留了些非法官职责的职责，而这种职责不能促进法官办案的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反而成为束缚法官的枷锁。从现实意义上说，限制法官的职责更有利于促进司法公下和提高司法效率，也更有利于法官的权威树立。
（二）、实现法官精英化。就我国现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结构来看，实现法官精英化在现行法官体制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问题。在我国法官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我身边说起，全院四十多名法官，办案法官只有十三名（刑、民1、民2、行、法庭）。这中多少能让人看到法官精英化的希望。但法官精英化不仅仅在于法官队伍（我国已对法官队伍精英化问题开始重视，故本文不在涉及），更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确认，如检察机关对法官的监督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过程，甚至到与法官在某一个案对法律理解问题上行使监督权，在我国没有哪一机构象法院一样如此受约束；其次在我国司法最终裁量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如法官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在《行政复议法》却赋予了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查权，作为纠纷的最终裁量的法院却没有一级有此权限，这不能说是立法的遗憾，更为遗憾这都是建立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怀疑基础上的，也使得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成为纯法学理论。我们在制定每部法律时，对行为人都是采取了“合理人”、“良家父”的标准。但我国在制定法律中关于法官的部分却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标准，而没有采取法官就是社会精英他的素质要高于一般行为人的标准。我们不反对权利的限制和监督，但要建立在高标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怀疑、否定的基础上的。如我国法律本身不能确认法官就是精英的话，那在这里谈法官精英化已无意义。梁慧星教授在一次授课后讲，没想到法官的素质要比想象的高出很多。梁教授在此前的想象，可能是我国立法者的想象，我们不否认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但作为法律却应当确立法官精英化的精神和原则，先有法官精英化的立法，而后有精英化的法官。
（三）、树立法官权威。一国法官的权威决定了该国法治的程度，法官的权威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官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法官的权力，而是来自于法官公正。在我国至今法官权威还没有在公众心中树立起来。究其原因有：一、法院和法官没有完全从行政机关脱离开，一府两院是一府下的两院，法官与公务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法官办案过程中行政干扰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行政诉讼会陷入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要树立法官权威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说：“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本身就是公众批评的目标，他们多少又处在上司的影响之下，因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在个别人与当权者的抗争中做出公正的裁决呢？”（摘自《世界著名法庭论辨演说精粹》第97页）百姓即使胜了一场行政官司却再没有勇气去打第二场行政官司。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法官在自我评析时，对自己在办案中就案办案，考虑社会效果少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表现，直到现在报刊仍不乏这种论调，令人对法律界非常担忧。就案办案有何错，办案法官办案应以有效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案件裁决的准绳，不应兼顾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否则必然会以牺牲法官的公正和正义为代价，且法律本身在制订时就已经将社会效果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了，不必法官在具体案件在另行考虑了，如要考虑的话，我想这部法律有问题，但即便是这样法官也必须绝对服从法律，但不是政策，如果法官在考虑社会效果，那他已或多或少的放弃了公正。当法官能超越外界的种种因素，自由的适用法律，谁还会怀疑法官在适用法律是否实现了公正。法官的权威自然能得到树立。
二、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在我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是支持公诉，二肩负着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官这种双重地位制度几乎使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毁于一旦，与我国在控辩式基础之上诉讼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因为检察官在诉讼过程既行使公诉权，又行使监督权（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的是行使监督权）。显然检察官在诉讼中如何行使他的权力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这个矛盾最终却落在法官身上。一、这个矛盾是建立在法官在诉讼中必须有大量的各种因素的不公正而不是少量的怀疑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法官整体素质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否则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是行使监督权就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的还有一个推断就是检察官的素质要高于法官。二、检察官起诉的被告人，法官必须认定有罪，法官必须做有罪推定，即所谓“被告人进门三分罪”，这点已被现实的审判实践所证实——我国法院无罪判决占公诉案件的比例和（一些基层法院通行做法）无罪判决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三、当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出庭，必将弱化自己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支持公诉职能，我们如何能保证检察官的意识不会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当检察官的意识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并要求按他的意识给被告人公正的裁判，对已被告人而言已无公正可言，也正因如此我们一些法官热衷于法庭上调查犯罪、证明犯罪，甚至到法庭外去查证案件。这就使得控辩式诉讼两点最基本的要求：控辩双方均衡对抗、法官均衡裁判变得毫无意义。综上三点理由，我们必须重新明确检察官的地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审判关系中监督权仅仅与公民的监督权对等（如抗诉与之对应的上诉），仅是审判关系的一方主体，行使公诉权，即实现监督权与公诉权（公诉权中保留抗诉权）相分离。这一点也并未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相悖。
三、改革诉讼代理制度，提高律师调查取证权。
（一）、我国的现阶段诉讼代理制度可用一个字来形容，“乱”，怎么乱都可以说。这其中原因在于我国三大诉讼法，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没有排斥非律师进入诉讼，造成大量所谓法律工作者成为专业诉讼代理人。这些“专业诉讼代理人”不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不需要纳税，不受任何组织、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向公众提供法律和非法律方面的服务，一旦败诉，他便可以找出如司法腐败、法官素质过低等理由来解释。这些人不仅不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官权威的树立。很难想象在这种诉讼代理制度体系下，我们的诉讼制度能够得到完善。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立法，只允许律师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没有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一律不得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入庭审。有些人认为我国尚不具备仅由律师从事诉讼代理的条件，但这不应成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从事诉讼代理的理由。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可以从各方各面上促进诉讼制度改革，即是改革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点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它决定了在庭审中是否真正的实现了控辩式诉讼。但在我国律师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尴尬，主要表现在刑诉中，我国刑诉中仅仅规定了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收集的仅是材料而不证据，并未明确律师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这所以这样规定，大概是立法者认为一但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等于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当然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是违宪的，但调查取证权不等于侦查权。如果将侦查要等同于调查取证权，那法院就可以永远不必受理自诉案件了，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法院起诉的只有材料而没有证据。不仅是自诉案伯需要确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我认为这里的调查取证权应包含有律师有权知道案件所有在庭审中应当出示的证据材料。换句话说，在我国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discovery of prosecution’s evidence）。而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可以保证控辩双方的平衡，可以保证庭审中举证与辩护活动顺利进行，可以有效的提高司法效率。

主要参考书目：
１、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二版。
２、 王发荣、钱应学、朱应有、刘莉、王生今、刘开玉、张继红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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