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政府


海南省关于省档案馆收集档案的办法
海南省政府


办法
第一条 为了完好保存和有效利用党和国家的档案财富，为加快开发建设海南经济特区服务，根据国务院《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档案是档案馆开展工作的物质基础。省档案馆应当将档案接收与征集（以下简称收集）工作列为业务建设的首要任务，配备专人负责，积极开展工作，按时完成收集档案任务。
第三条 省档案馆是保管具有海南省级意义档案的综合性档案馆，其档案收集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维护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根据档案分级管理的原则，将省直属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下同）的一切具有工作查考、历史凭证作用和科学研究价值的各种门类、各种载体形
态的档案，完整地收集进馆，建立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馆藏体系。
第四条 省档案馆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的范围：
（一）中共海南省委、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其常设机构、省人民政府、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中共海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等机构及其工作部门和直属的临时性单位形成的档案；
（二）省总工会、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妇女联合会、省科学技术协会、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等机构及其工作部门形成的档案；
（三）经协商同意，接收或者代存省级（含原海南行政区级）各民主党派机构形成的档案；
（四）省人民政府直属工作部门派出单位形成的档案（作为派出单位全宗的组成部分）；
（五）省人民政府直属工作部门所属的独立分管某一方面工作或者从事某项事业的行政管理机关和企业事业等单位形成的档案；
（六）已经撤销的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员会、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及其直属工作部门和这些直属工作部门直属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形成的档案；
（七）省级（包括海南建省前的海南行政区级，下同）人事管理权限内的著名人物活动形成的档案和有关人事文书材料（不含其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档案）；
（八）省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免管理权限范围内的死亡干部档案；已故的省级知名人士和中共海南省委（包括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党委）、省人民政府（包括原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表彰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人事档案；
（九）省直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业务活动中形成的能反映本专业、科技发展状况的各种载体的专门档案、科技档案，属于省级（包括海南建省前的广东省级、海南行政区级）性的大案、要案诉讼档案，省的名牌产品和传统生产工艺档案，以及全省重要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典型
个体工商户的档案等；
（十）属于海南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主管部门双重领导的单位形成的以反映海南省某项事业或建设活动为主的档案；
（十一）发送本省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主管部门发送本省需要向省档案馆移交的文件；
（十二）中共中央、国务院主管部门驻本省单位所形成的需要向省档案馆移交的档案；
第五条 省档案馆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档案的范围：
（一）海南岛各级党组织、革命政权、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团体形成的革命历史档案；
（二）历代海南岛最高行政机关、政党、驻军、地方武装、企业事业单位形成的各类历史档案；
第六条 省档案馆在收集省（包括原海南行政区）直属机关单位档案进馆的同时，还收集有助于了解档案内容和立档单位历史面貌的该单位编印的各种资料，包括：简报、通讯、书籍、杂志、报刊、学报、图片、照片、画报、手册、地图、年鉴、地方志、地方史、回忆录、大事记、文
件汇编和资料汇编、会议特刊、专刊、技术资料、成果汇编、产品目录等。
解放前编印的能够反映海南岛我党、政、军、群众革命活动的革命历史资料，旧政权海南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内部刊物、资料汇编、报纸、杂志、年鉴、地方志、地方史以及各类族谱、家谱等都属于收集的范围。
第七条 省档案馆收集保管中央、省领导同志视察和在海南岛工作时的讲话、题词、诗词、照片、录音、录像等档案原件或者复制件。
第八条 省档案馆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和国家档案局颁发的《档案馆工作通则》的规定，只接收永久、长期保存的档案。
第九条 应当向省档案馆移交的档案，移交单位必须负责收集齐全，正确划分保管期限，保证档案质量，并编制档案目录（包括案卷目录和卷内文件目录），全宗说明一式四份。
第十条 省直属副厅级以上（含副厅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移交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由省档案馆派员检查验收；省直各部门直属各单位需要移交省档案馆的档案，分别由各主管部门组织，省档案馆派员参加共同检查验收，符合要求的方可移交省档案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主管部门驻本省单位移交档案、资料，参照上款规定办理。
撤销单位的档案，由原单位或者代管单位负责整理，经省档案馆派员检查验收后方准移交省档案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11月23日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笔者认为，前两项规定属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据本身的要求，其中“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对证据量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第三项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于该项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尽管“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排除了合理怀疑，就意味着形成了内心确信，反之亦然。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刑事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将难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裁判者确信程度多高，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是难以用百分比进行精确量化的，因为对其进行量化解释“不仅可能降低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会给陪审员带来理解上的混乱”。但理论上，仍有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如有人认为法官的确信程度应当超过95%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有罪的可能性应在75%到90%之间。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刑事诉讼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剥夺，这就决定了对于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达到很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